作为一个学德语出身的人，严庆禧的名字早已熟悉：1956年上海外国语学院开始创办时，他就被聘为该校德语系的骨干教师，成为该系的缔造者之一。后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常看到他的著作发表或出版，特别是他的有关汉外比较语言学方面的著作使我获益匪浅，他参与编写或审校的《汉德词典》、《德语惯用语一千例》等工具书更是经常伴随在案头。这十余年来还常听到有关严老的另一番美谈：他为推动学校的教育事业，慨然献出他长年积蓄起来的几十万元巨款作为教学科研基金和奖励基金。此外，他作为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的名誉理事，虽年近九十，却仍然十分关心学会的工作。这使笔者感到，这是一位心志远大、精神高尚的老前辈、老学长。作为学会秘书长，我应该去看望看望他。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兼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赵一凡同志也有同感。于是我们便一起专程赴沪去拜见这位老人了。
见到这位老先生后，不免使我们惊喜：他以88岁的高龄，依然精神矍烁，耳聪目明，而且记忆力极好，凡是我们想了解的，他都一一作了详尽的回答和交谈。因而又增添了我们另一种惊喜：他具有这样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健康、美满的家庭生活。
严先生正好出生在辛亥革命那一年，即1911年。其父严裕棠是一位实业家，先后创办上海大隆机器厂、苏州苏纶纺织厂和上海仁德纺织厂。庆禧先生于1928年赴德国留学，在席勒当过教授的耶那大学除进修文学外，攻读财政、经济和法律，最后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34年回国前，曾作为中国资方代表的秘书和翻译参加在日内瓦召开的第17届国际苏工大会。不久又参加布拉格的国际棉业会议和斯德哥尔摩的世界动力会议。会后曾在柏林、巴黎、罗马参观访问，受到罗马教皇庇乌十一世在梵蒂冈的接见。同时结识了当时在罗马逗留的张学良将军及其部下马占山、苏炳文、李杜将军，与他们畅谈抗日救国的形势和主张。这一经历颇为重要，与他后来亲共厌蒋的政治态度不无关系。
严先生回国后，由于父亲极为强调实践，在他涉足自己的企业以前，先后让他在上海中国银行和中国保险公司工作了两年，使他积累了一定的金融工作的经验和现代化企业的管理技术，为日后逐步接替父业奠定了基础。
抗战爆发前后，严先生担任了上述父亲三家工厂的“监察”工作，对每个厂的生产、财务、供销等事项进行实际的监督。眼看各工厂全被日寇占领，他与父亲便在旧租界内创办起泰利机器制造有限公司，他任经理。从此以后，直到1956年，严先生几乎一直从事金融业的管理工作。其间大部分岁月是在战乱年代度过的，个中的艰辛和风险可想而知。特别是1943年遭遇的那场飞来横祸：3月21日夜，他出任经理的江苏农民银行上海分行宿舍突然被汪伪特务包围，并对职工进行血腥洗劫，十人遇难。幸严先生福星高照，大难不死。但银行不得不倒闭，严先生也只得被《科隆日报》驻沪记者站雇了去，为其充当翻译，达两年之久。
1956年，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方针，严先生毫不犹豫地把工厂交给国家，自己则去上海外语学院执教。对他来说，这算是改行，但他干一行爱一行。凭着他过硬的德语功底，凭着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几十年如一日，他始终是这个学院德语教学的中坚，孜孜不倦地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德语人才，如今已是桃李满天下，有的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才。严先生也成了一名德高望重的德语教授（1980年起他还被聘为同济大学管理系教授），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名誉理事，名载好几种人名词典。但他每天仍勤学不辍，认真做读书笔记，资料工作井井有条。
原以为，严先生既然积蓄了那么多财富，他的日常生活一定是很阔绰的吧。但想错了！严先生生活上恰恰是一个十分节俭的人，家里除了书籍和少量字画，几乎谈不上有什么高档家俱。谈起这一点，严先生说：这得益于家教，父亲的信条是“不乱花一分钱”。他认为，办实业除了工作能力外，还必须有自律精神，否则很快就会变成败家子。所以，我没有正当理由，父亲从来不多给我钱。后来我对待自己的子女也是这个原则。这时，严先生的终身伴侣、显然对这一话题格外感兴趣的薛淑俭女士插话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双方长辈所立的家规是一样的，你看我祖父给我起的名字中都带一个‘俭’字！”哦，这位师母虽年近八十却依然眉清目秀，神采奕奕，依然是一副大家闺秀的风范。“不过节俭并不是目的”，严先生接着说，“花钱才是目的，关键是要花得合理，花得有意义。”说得对啊，几句话使笔者一下子窥见了先生博大的内心世界，窥见了他几次慷慨义举的思想光区，这个光区便是这位耄耋之年的老教授区别于任何葛朗台式的守财奴的根本分野。
在严先生说话的时候，师母总是一再附和，连连点头，目光忽闪忽闪地发亮。后来我们见到她为父亲写的悼词，惊异她竟然有这样一手训练有素的好手笔，而且那字迹工整而隽永，一如她的人那样美丽而端庄。这又一次使我们对他俩提及的“家教”肃然起敬。原来她的祖父是一位清代举人，她的父亲薛笃弼（1890—1973）从二十年代起即在南京政府中连任内政部、卫生部、水利部部长。由于他的识才，当年毅然把自己的掌上明珠许给了年龄大十岁的严先生。这门亲事显然影响了严先生的政治态度和后半生的道路。由于薛先生秉性正直，为政清廉，且富有政治识见，因而看透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不可救药，故解放前夕，当蒋介石命令他去台湾时，他坚决不从。而严先生在他父亲要他一起离开大陆时，他也断然拒绝。（薛先生解放后当了全国政协委员，还受到过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并应邀共餐。交谈中毛主席对薛的许多高见表示赞赏，曰：“野有遗贤啊”。）新中国成立的近五十年来，这位经济学博士，无论经营企业，还是从事教学；无论身为富翁，还是沦为平民，他都不曾有过失落感，始终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他说：“如果考虑的是国家的兴衰，而不是个人的得失，那就没有理由不把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贡献出来。”寥寥数语，一颗拳拳报国之心跃然纸上。要说“家教”，这该是严家和薛家最大的家教了。无怪乎，这对伉俪几十年来恩恩爱爱，相濡以沫，在风风雨雨中度过了幸福的银婚，又度过了美满的金婚；平日里勤勤俭俭，需要时则慷慨解囊，盖因双双都有崇高的情怀，这是教育家宝贵的精神财富。眼看两老正向“钻石婚”迈进的时候，衷心祝愿这对老寿星白头偕老，寿比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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